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施韋塔·卡蒂是印度孟買紅燈區第一個到海外留學的女孩。據新浪網報導，她在妓院頂樓的屋子裡長大，曾被性侵。以下就是她向英国《金融时报》Avantika Chilkoti講述自己的故事內容。我在卡馬提普拉(Kamathipura)這個被認為是黑暗和危險之地的一家妓院頂樓的一間屋子裡長大，但三周前我搬到了紐約，因為我獲得了在巴德學院(Bard College)就讀的獎學金。

我必須糾正人們認為我母親是妓女的看法。她是一名神廟舞女，即與神結婚並將畢生獻給廟宇、表演各種儀式、給人們提供娛樂的女性。她們經常被與性工作聯繫起來，但我的母親告訴我，她只是在名義上是一個神廟舞女，從來都沒有參與性工作。她整天都在一家工廠工作，因此我是由妓院裡面的女人們養大的。

我還記得她們與我玩耍，給我糖吃，我不聽話的時候也揍我。每天早晨在上街之前她們都會梳妝打扮一番。我看到她們為爭奪顧客而打架、交錢給老鴇子、與顧客討價還價。她們的顧客就是工廠裡的工人們，每次服務大約支付150盧比。晚上八點之後，我就不能離開家裡。有時候晚上會遇到突襲，這些女人們會穿上睡衣逃跑，但警察會跟著追，向她們索賄，並且還經常將她們作為不相乾案子的替罪羊。

很多性工作者是被賣到這個行業的，她們要花畢生的時間艱難償還欠妓院老闆的債務，這樣她們才能逃離卡馬提普拉。我印象中就有一個女的攢到了足夠的錢逃離了這個地方。她是哭著離開的，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帶上所有的包裹。當她走過大街時，每個人都等待著和她告別。

這個社區就像一個大家庭。危險不是來自性工作者，而是來自進入這個地區的男人，這些女人受到虐待的事情並不少見。作為一個孩子我遭到過騷擾，也被性侵過。人們問我為什麼敢公開談論被性侵的事情，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可恥的，但如果我們不說的話，這個問題怎麼能解決呢？但我也並不總是這麼自信。因為我膚色黑，在學校經常受欺負。我經常被稱作『牛糞』或者其他什麼綽號。我沒有自尊可言也從來不學習，但我很聰明，人們曾問我為什麼不學習能獲得這麼好的分數。

一年前，我從紅燈區搬到一個婦女避難所，這是一個叫做『革命』(Kranti)的組織建立的，他們也給我提供諮詢。從那時起我就能夠樹立信心，也能夠更好地將精力放在學習上。『革命』組織的女孩們都是好朋友。我們曾去喜馬拉雅山徒步，也去喀拉拉邦(Kerala)旅行過，就性健康和非法交易發表一些講話，舉辦座談會，但一些女孩有男朋友，我不喜歡這些男孩們告訴她們穿什麼衣服或者試圖控制她們生活的行為。

當我決定要去國外留學的時候，巴德學院一位曾在一次會議上聽過我演講的校友幫助我獲得了一個名額。我拿到了全額獎學金，但我還在透過眾籌網站籌集生活費。能上巴德學院我很興奮，這是不用說的，但我還是有點緊張。我知道以後我每周都要寫論文，但我沒有這樣的學習技能，或者說不能長時間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習上，至少現在沒有。

在我離開之前，一些人對我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我繼父一家人過去老說我沒用，不漂亮，也從不做家務。但現在他們卻突然變得如此和藹，甚至還讓我去他們村子看看。我的計劃是畢業之後回到卡馬提普拉，成立一個面向性工作者的免費諮詢中心。如果讓我來決定的話，賣淫應該合法化。這樣的話這些女人就能夠得到合適的醫療，在受到虐待的時候向警察求助。這也有助於卡馬提普拉成為一個為人們所接受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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